“全国癌症发病形势严峻，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持续上升趋势。”2013年初，由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这样描述中国癌症发病形势。与此描述相对应的，则是一连串冰冷的数据——“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全国每6分钟就有1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7到8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
封面报道
即使不看统计数字，很多人也会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身边罹患癌症的人越来越多。而近年来死于癌症的名人的名单也在不断拉长，令人在唏嘘之余，不时感受到来势汹涌的癌情。
令人担忧的则是，这样的情势似乎仍未到达峰顶，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陈万青的预测，“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继续攀升。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的癌症死亡总数将达300万左右，患病总数将达660万。”
随着中国癌症发病情况的日益严重，2003年，卫生部发布《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把加强肿瘤登记列入癌症预防控制的主要内容。截至2012年，全国的肿瘤登记点达到222个，覆盖人口约两亿。但这仅仅是预防和控制癌症的第一步。
中国癌症近年来的高发态势，是几十年来社会发展对环境、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影响的综合结果，无法用抗击SARS那样的战役式策略在短期内取得成效。此外，经济的发展也并不必然能够提高公共健康水平，面临“穷癌”与“富癌”并存、癌症年轻化的同时，人口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情势，如果不能迅速制定合理的抗癌国家战略，未来几十年中国癌情的吃紧，会让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后代成为可能的受害者。
而对于个人来说，肿瘤医学取得再大的进步，也抵不上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个人健康生活方式的建立：应对癌症，预防仍然是最好的治疗。
癌情告急
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继续攀升。从“癌症县”到“癌症村”，中国肿瘤发病的历史与地理坐标背后，是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数十年变迁带来的癌症高发态势
本刊记者/钱炜(发自广东中山、北京)
魏矿荣的办公室里，有整整一面墙的大柜子，里面装满一排排泛黄的肿瘤登记卡：姓名、性别、年龄、居住地址、癌种、死亡日期⋯⋯每张卡片上记载的患者信息不同，但是它们的背后却有一样揪心的故事。广东省中山市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保存了40年来当地肿瘤患者的资料，作为这个科室的主任，魏矿荣如今不再要用手工处理这些卡片了，随着肿瘤发病情况越来越严重，现在他们每天需要整理的患者信息就有200多条，这些信息都用专门的电脑软件进行处理。
50岁的魏矿荣皮肤白净，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他在肿瘤登记岗位上度过了27年。日复一日工作的成果，在中国肿瘤统计数据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进入2013年1月，在持续多日的大范围雾霾笼罩下，《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以下简称《年报》)对外发布：“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全国癌症发病形势严峻，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伴随着对空气中弥漫的PM2.5的不安，这一连串灰色的数字令中国人对癌症的认知绷得更紧了。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位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间狭促的房间里，中心副主任陈万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发布这样的数据了。由于癌症患者日益增多，从2006年开始，这个中心就将原来每五年发布一次肿瘤登记数据，改为每年发布。按照国际惯例，肿瘤登记年报所公布的一般都是3～5年前的资料，因而，最新的数据实际上是从2009年全国104个肿瘤登记处上报的资料中选取出来的。今年这一次所引起的轰动，是他们自己也没想到的。
中山：一个地方的癌情变迁
对于全国癌症统计的这些“大数据”，魏矿荣并不感到吃惊。起码，对于中山市的癌症发病情况他一直了如指掌。他为当地的癌症发病情况算过一笔账：2009年，中山市每天有8.34人被确诊为癌症患者，5.27人死于癌症。而在1970年，当地每天的癌症发病和死亡仅有0.78人。
在中山市人民医院正门旁，肿瘤防治中心拥有一座独立的大楼，魏矿荣所在的研究所就是这座大楼的一部分。肿瘤在中山这个地级市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这里曾是鼻咽癌的高发区。鼻咽癌俗称“广东癌”，因为它主要在广东、广西、福建及香港、东南亚等地的居民中发病率较高。鼻咽癌的诱发原因是什么、为何特定地区的人容易罹患此癌，对于这些问题，科学界至今尚未弄清。但好在，这种癌症相对容易治愈，存活率高。因此，中山市早在1970年就建立了专门的肿瘤防治所，对有鼻咽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进行早筛早治。正因为如此，中山市的肿瘤预防、治疗和统计工作才有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基础。
1986年，当魏矿荣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山市肿瘤研究所搞统计时，他才发现自己坐上了冷板凳。由于自己的工作不受重视，魏矿荣曾经好几次想转行去当临床医生，但是该所创始人、中山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胡孟璇总是劝他说：“做一名肿瘤科医生，一次只能救一个人，甚至还救不了；做癌症流行病学工作，一次却能救一批人。”
魏矿荣的师弟彭杰文是1987年大学毕业来到中山市人民医院的。当时他被分配到肿瘤科做医生的时候，境遇与师兄差不了多少。当时的肿瘤科蜗居在老楼的一角，化疗、放疗等不同的部门都挤在一起。由于来看病的人不多，科里总共只有两三个医生三四十张床位，长年住不满。当时来住院的大多是癌症晚期患者，做治疗已是聊胜于无。
但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彭杰文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忙碌。如今已升任肿瘤化疗科主任的他，手下有10名医生，全都拥有医学硕士以上学历。随着临床肿瘤专业越来越火，中山市人民医院4年前建了一座大楼，专门用作肿瘤防治中心。如今，这里不仅有整个医院最昂贵的医疗设备——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放疗设备“瓦里安直线加速器”；还拥有一般三线城市少有的高科技手段，比如可用于一些特定癌症的基因诊断和生物疗法。这个肿瘤中心的放疗科与化疗科现在加起来总共有三四百张病床，却仍然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长年都有人在排队等待住院。
坚守在肿瘤统计工作岗位上的魏矿荣比彭杰文更了解整体情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鼻咽癌已经不再是中山地区发病率最高的癌种。这并不是因为鼻咽癌的病例减少了，相反，它的发病率一直稳中有升，但是它的增幅，已经赶不上肺癌、结肠直肠癌等肿瘤的蹿升速度。最新的数据是2009年的，鼻咽癌发病率在中山市男性中居第三位、在女性中排在第四位。肺癌急剧上升，成为当地男女人群皆最易患且死亡最多的头号癌症，结肠直肠癌的发病也呈快速上升的趋势。此外，在这个地区，男性患肝癌的病例长期较多，女性乳腺癌的患病率则持续走高。
“地标”消失：癌症成第一杀手
在中国，中山市是最早建立肿瘤登记点的地方之一，而于1959年就建立了全国最早的肿瘤登记点的河南林县(现林州市)和中山市的情况类似，肿瘤防治工作的领先是由于当地是特殊的癌症高发区——食管癌在林县有奇高的发病率。而江苏省启东县(现启东市)则以“盛产”肝癌而闻名，当地也早在1972年就建立了癌症登记报告制度。
如今，这些具有几十年传统的特殊癌症重灾区似乎已经不再那么受到关注，而一些民间人士根据近年来的公开报道绘制的 “中国癌症村地图”则为观察中国的癌情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形象的窗口。透过“癌症村”现象，中国的癌症发病情况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但是“癌症村”这种说法没有出现在任何学术资料中。由于癌症的发生是病人的基因与所处的多种环境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这使得任何具体癌症病例的归因都变得非常困难。例如，即使经过数十年的跟踪研究，中山地区鼻咽癌的病因尚未明确，那么，那些个别村庄癌症高发的原因更是难以在科学上得到确认。
今年2月，国家环保部印发了《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其中明确表示，因受有毒化学品污染，个别地区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这被认为是承认存在“癌症村”现象的首次官方表态。事实上，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协和医科大学教授杨功焕，在三年前所做的“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的相关性评估研究”中，已经初步发现了淮河沿岸农村地区癌症发生与水污染的相关性。这可以看做是在学术上对“癌症村”现象迄今为止最为直接的解释。尽管如此，翻开300多页厚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并不能从这份来自官方的权威资料里找到任何有关“癌症村”的描述。
从特殊的老牌“癌症县”，到民间总结的“癌症村”，都只是中国汹涌癌情的“地标”。在广大的城市地区，即使不看统计数字，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身边罹患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近年来死于癌症的名人的名单在不断拉长，也令人在唏嘘之余，不时感受到癌症严峻的发病形势。
就像“癌症村”所面临的情况一样，大都市里令人胸闷的恶劣空气，还难以在科学上被认定为癌症的元凶。但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早在2007年，癌症就已超越心脑血管病成为北京市民的第一大杀手。该办公室副主任王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10年之内，(癌症的)发病率肯定下不来；10年之后能进入平台期就不错了。”而对于目前中国排在第一位的癌症杀手——肺癌的发病形势，媒体普遍引用北京肿瘤医院专家的话说，预计到2033年，中国人肺癌的发病会出现“井喷”。
随着癌症发病情况的日益严重，2003年，卫生部发布《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把加强肿瘤登记列入癌症预防控制的主要内容。自此，肿瘤登记工作开始全面受到重视。截至2012年，全国的肿瘤登记点达到222个，覆盖人口约两亿。
就在今年1月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公布一周之后，美国癌症学会公布了该国的年度癌症统计报告。报告称，美国2009年的总体癌症死亡率约为10万分之173.1，比1991年最高峰时的10万分之215.1下降了约20%。报告认为，美国的癌症发病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些数据“令人鼓舞”。
中国的情况则不容乐观。陈万青的预计和王宁不约而同，他说，“由于种种原因，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继续攀升。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的癌症死亡总数将达300万左右，患病总数将达660万。”肿瘤登记是国际公认的癌症信息收集方法，陈万青说，由此建立起来的全人群癌症发病和死亡数据库，是国家实施癌症防控必不可少的家底。如果家底不清，相关方针、政策、措施、评价等都无从谈起。
在漫长的坚守中，中山市的肿瘤统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认可。最近几年，魏矿荣不断地整理和发表手头的统计数据。和在临床上忙忙碌碌的同行们相比，他的工作远离病人，却更接近中国癌情的真相。
详解中国“癌谱”
“穷癌”发病率居高不下，“富癌”也增长迅猛，中国正处于从发展中国家高发癌谱向发达国家高发癌谱过渡的时期。导致中国癌症患者年轻化的原因有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与精神压力过大等。与此同时，“癌情”汹涌的另一个因素是人口的快速老龄化
本刊记者/钱炜(发自广东中山、北京)
2009年年底的一天， 31岁的广东中山市民“真水无香”(网名)又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跑到卫生间里狂吐了一通。这种情况已持续了一个多月。由于从事保健品行业的工作，“真水无香”平时很注意保养身体，每天早餐吃杂粮，喝茶，烟酒不沾，每年定期体检，从未检查出过什么大问题。这一次，她以为呕吐可能是怀孕的征兆。可是，在当地一家以妇产科出名的医院做了检查以后，医生劝她说：“姑娘，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你没怀孕，还是去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吧。”
在随后一年里，“真水无香”分别在两家医院做了几次检查，最终的结果是：直肠癌晚期。这令她一时间难以接受：“我过得这么健康，就算再多的人得癌症，也不该轮到我头上啊！”然而，她只好接受了残酷的现实，遵从医生的建议做了手术，术后还恢复了工作。
可只过了3个月，病魔就再度对她发起攻击。当她来到中山市人民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化疗科就诊的时候，科主任彭杰文发现，癌细胞已相继侵入了这位年轻病人的肝和肺。
直到最近，“真水无香”才慢慢拼凑起自己得病的线索：虽然自己吃杂粮，但吃肉也比较多，再加上很少运动，身高155厘米却胖达128斤。而在得病之后母亲才告诉她，她的奶奶死于食管癌，外公死于肺癌，还有一个伯伯得了直肠癌。高脂饮食、缺乏运动，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倾向，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诱发了她的直肠癌。
“穷癌”与“富癌”
“真水无香”对自己患病原因的分析大体上是符合科学的。任何癌症的发生首先都离不开遗传素质的因素，其次还和人的生活环境有关，这两者在漫长的过程中协同作用，最终导致癌症的发生。因此，医学家们常常使用“诱因”“导致”“诱发”等字眼来描述促使癌症发生的外部原因，其所指的不是癌症的直接病因，只是可以使人患癌的高危因子。
2012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等人在国际学术期刊《肿瘤学年鉴》上发表了论文《中国癌症归因分析》。他们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总体癌症死亡中，57.4%都是可避免的。从发病的原因来看，其中慢性感染是导致癌症发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占29.4%；占第二位的是主动和被动吸烟，占22.61%；其次是食用蔬菜、水果不足，饮酒，职业暴露与环境污染等各种因素。
实际上，导致癌症发生的不同诱因，最终产生不同类型的癌症。已有的研究表明，有一些癌症可以由长期慢性感染引起，如乙肝病毒(HBV)可能导致肝癌；幽门螺杆菌可以引发胃癌；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可导致宫颈癌等等。“一般来说，这些与长期慢性感染有关的癌症，多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方往往自然环境恶劣、营养条件差、卫生水平低、生活习惯也不好，因此，多容易患此类癌症。由于以上这些特点，这类癌症往往被视为‘穷癌’。”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陈万青介绍说，“另一些癌症的发生往往与现代生活方式有关，所以它们被归为所谓‘富癌’的范围。”
“真水无香”所患的直肠癌被看做是一种典型的“富癌”，它近年来发病率明显上升，在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发病率增速已超过西方国家。在发病机制方面，结直肠癌与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受相关联的基因影响，因而表现在生活方式上，常年高脂肪饮食、缺少膳食纤维摄入、久坐少动、不按时排便等因素都是这种癌症常见的诱因。
“真水无香”所在的广东中山地区癌症种类的演变过程，对全国的情况很有代表性。据统计，从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间，中国癌谱尚以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为主；而从1990年到21世纪初，肺癌与乳腺癌明显地后来居上，成为增幅最大的两种癌症。根据《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以下简称《年报》)的分析，2009年，中国人患最多的癌症依次为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和食管癌，死亡最多的癌种第一位是肺癌，其次为肝癌、胃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
“这就是癌谱的变化。像肝癌、胃癌、食管癌、宫颈癌等属于‘穷癌’，即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易得的癌症；而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淋巴癌、前列腺癌则被称为‘富癌’，是发达国家常见的癌种。”陈万青说，“中国目前的形势就是‘穷癌’发病率仍居高不下，同时，‘富癌’也增长迅猛，处于从发展中国家高发癌谱向发达国家高发癌谱过渡的时期。”
在胃肠肿瘤专家、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的科室里，如今已经很少见到因胃癌前来就诊的城市女性，大部分患者都来自农村。他的办公室门外，永远有看不完的病人在等待，与记者谈论“癌情”，他很难安下心来细聊，“即使在国内，城市与农村的癌谱也不一样。所谓‘穷癌’‘富癌’，本质上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像跟中国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巴西、印度，他们的癌谱也跟我们有类似的特点。所以从癌谱的变化上来看，中国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过去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我们今天还是要重复地走，无法跳过去。”
专搞肿瘤流行病学的乔友林总结了一条规律：“穷癌”好预防难治愈，“富癌”难预防好治愈。他举例说，像结直肠癌、乳腺癌、淋巴癌等“富癌”，没有什么独特显著的诱因，因此难以预防，但只要发现及时，治疗后一般都能存活较长时间乃至治愈。不过，乔友林强调，这一类富贵病也有一些共同的诱因——这也是“真水无香”自己总结出来的原因——高脂高蛋白饮食、缺乏运动。“因此它们也是可以预防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与慢性感染造成的‘穷癌’相比，这更难做到。”
年轻化与老龄化
“真水无香”不是彭杰文遇到的第一个年轻患者。在中山市人民医院的肿瘤病房里，20年前根本没有黑发人，但如今，几乎每一间病房里都住着一位30多岁或40多岁的患者。这个医院的妇科肿瘤医生黄瑾至今还记得，几年前，有个19岁的高中生得了子宫癌，最终切除了所有的内生殖器官，造成终生不育。癌症发病年轻化趋势，是很多一线医生的共识。但更令医疗界感到痛惜和困惑的是，这些年轻的病人，相比同类癌症的老年患者，其病情都要来得更加险恶，治疗效果也没有老年人好。
《年报》上的发病年龄曲线提示着，中国癌症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乳腺癌、肺癌、结肠癌、甲状腺癌等癌症的发病年龄均低于此前的数据。最新数据显示，全国35岁至39岁年龄段中，平均每10万人中有87.07人会罹患癌症，而在40岁至44岁年龄段中，这一数字达到了154.53。
对于导致中国癌症患者年轻化的原因，肿瘤学家们的共识是：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生活造成的精神压力。季加孚举例说，空气中的PM2.5问题，是近10年才出现的。癌症的发展需要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今天已经五六十岁的人来说，这种空气污染不会明显增加他们患肺癌的风险。但试想，一个10年前出生的人，从他小时候起，就长期呼吸这种空气，今后得肺癌的几率肯定要大大提高。对此，季加孚很忧虑，“照目前这种环境污染的态势，中国的下一代将迎来癌症发病高峰。”
也有人对癌症年轻化的说法持保留观点。北京市肿瘤防治办公室副主任王宁觉得，这首先与大家的印象有关，“医生遇到1000个老年癌症患者，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觉，而碰到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病人，立马就记住了！”有数据显示，北京居民各年龄段的癌症发病率曲线，与过去10年相比仅是整体上移，而不是提前，也就是说，各年龄段发病的人都在增多。王宁指出，从统计学原理来看，当一个样本量足够大时，小概率事件的出现次数也会相应增多。所以年轻癌症患者的出现，只是一个客观现象，不宜将此定义为发病年龄提前。
不过，不论年轻化的说法是否成立，发病形势严峻都是个不争的事实。以北京的乳腺癌发病情况为例，王宁所做的对比图显示：1980年，北京市女性在45岁和65岁的两个年龄前后最易患乳腺癌，而如今，发病高峰从45岁一直持续到65岁。从图上看，原先是“双高峰”，而现在已经连成一个“高平台”。
对中国“癌情汹涌”的解释，陈万青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与年轻化相反的一个因素：人口老龄化。在本质上，癌症是人体衰老的结果之一，老化是驱动癌症生长的代谢发动机，这已是科学界的共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一项医学报告就发现：在80岁左右老年人的尸解中，1/4左右的人体内有恶性肿瘤，但这些老人生前都无与病症有关的任何症状。他们的死亡，也是因于其他疾病或原因而致。换言之，老年人得癌症，可以看做是一种“自然的事”。
前列腺癌在美国男性中发病率第一，死亡率第二，一般多发于65岁以上的男性。中国过去一直是前列腺癌的低发国家。而到了2010年，前列腺癌竟上升到北京市男性癌种的第六位。上海1997～1999年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与1985～1987年相比增加了3.5倍。王宁说，前列腺癌的增加，主要就与人口老龄化有关。“不过，前列腺癌的发生还与人种有关，美国裔黑人是高发人群，其次是白人，所以中国的前列腺癌尽管会增多，但恐怕仍不会发展到美国那个程度。”
《年报》显示，中国人癌症的发病高峰在75岁～80岁年龄组。“原先人的寿命没有那么长，癌症还没有来得及发生，人就已经因其他疾病而去世了。而现在，中国70岁以上的老人越来越多了，癌症发生的几率也就大大增加了。”陈万青说，中国人口仍在不断趋于老龄化，癌症发病率上升的势头还将持续。
治疗与预防
如果对癌症的发病率进行横向比较，占据癌症发病率排行榜前10位的都是发达国家，如丹麦、法国、澳大利亚等，中国的发病率尚属中等水平，大约在八九十位。“但我们的死亡率很高，排得比较靠前，”陈万青说，“我们衡量一个疾病的危害程度，最终还是要看这个疾病的死亡率，要看对个体生命的威胁有多大。”
“肺癌患者如果在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是90%，而晚期患者90%都会死亡。”王宁说，中国的癌症患者在就医时，往往已经是晚期。因此，她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40岁以上人群要定期体检，进行癌症筛查。”当科学家至今未能搞清楚癌症的病因，也没有全面根治癌症的办法时，除了及时筛查，是否还有更有效的战胜癌症之道？
患过癌症的病人有这样一种说法：“80%的癌症患者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过度化疗。”这是因为，化疗药物往往有副作用，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健康细胞，导致病人免疫力低下，还会造成呕吐、脱发、局部组织坏死等等。尽管如今的化疗药物已能够避免患者的呕吐反应，复杂的药物配合方案也可以降低对人体的误伤，但这样的进步，仍是杯水车薪。“真水无香”服用的化疗药物就声称不会导致恶心，但她却呕吐不止，无法进食，一年内体重降了28斤。
肿瘤根治手术、放疗、靶向治疗、生物疗法、中医、气功⋯⋯在很多晚期癌症患者眼里，任何一种疗法都如同救命稻草，但癌症治疗往往代价高昂，仅以靶向药物为例，治疗肺癌的易瑞沙一粒药就卖550元；用于乳腺癌的赫赛汀一盒高达15000元。据中山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有业介绍，化疗与放疗的科室收入在该院所有科室的排名分别占前三位，如果二者相加，就必然是第一名。癌症患者的增多令医院的肿瘤科日益火爆。
“实际上，癌症不等于死亡，”季加孚说，在医学界，癌症早就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被归为慢性病的行列，“带癌生活”“姑息疗法”的理念在国外已颇为流行。他强调，在癌症治疗时，可根治的根治，对无法治愈的，应当以控制病情改善生活质量为主，而不是四处乱投医，过度治疗，最终因癌返贫。
在医学院读书时，当看到吸烟会导致肺癌的文献，乔友林当即掐断了自己手上的烟头，从此再也没抽过烟。这位肿瘤流行病学专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60%的癌症都是可以预防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癌症研究员悉达多。穆克吉在其新作《众病之王：癌症传》里，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述“预防就是治疗”的道理。
1947年，英国卫生部发现，肺癌的发病率在过去20年里增长了15倍，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于是，他们委托流行病学家多尔做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烟草烟雾是肺癌的强致癌物。这推动了此后40年间欧美国家对烟草产业的规范与限制，这被视为人类预防癌症的重大胜利。1980年代，多尔和同事皮托对常见癌症的致病因素做了一次全面分析，得出一个令人振奋的结论：超过80%的癌症皆可避免。如今，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世界上平均有35%的癌症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中国的控烟状况实在不如人意：2003年，中国签署了限制烟草的全球性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到了2011年，《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使用10项指标，对其控烟执行情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控烟履约执行十分不力，控烟五年效果微弱，得分仅为37.3分(百分制)，离及格线相差甚远。由于中国居民的吸烟率仍处在高峰时期，吸烟危害的延滞效应决定了中国未来20年内，肺癌仍将处于上升趋势。世界银行预测，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到2030年，中国肺癌患者数量将增加5倍，届时将有近740万肺癌患者。
在控烟方面，除了政府的不作为，人的非理性也难以控制。穆克吉在《癌症传》里指出：“即使这些病人正在为其烟瘾付出最后的代价，其中有一些人仍然执迷不悟⋯⋯有许多病人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仍在抽烟，还曾有病人从癌症手术醒来后，像僵尸一样穿过走廊去找护士讨要香烟。”
“这些道理很多人都知道，可就是难以真正身体力行啊！”王宁感叹说，除了生活方式，环境污染作为癌症的诱发因素，在中国和吸烟一样普遍存在。
广东中山市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魏矿荣以不同的颜色来标注癌症发病率的高低，做了一个中山市癌症地图。在地图上，这些乡镇与中心市区一样，都呈鲜红色，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则呈紫色和黄色。魏矿荣解释说，中山市区人口稠密，交通拥挤，生活压力大，环境和空气质量较差；而以小榄和黄圃镇为代表的北部地区工业发达，经济水平较高，工厂和机动车较多，环境和空气污染也相对较严重，因而，这两个区域的癌症发病水平都相对较高。
如果要用地图来描绘全国的癌症分布，情况要比中山市复杂得多。由于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人群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同的癌种呈现出不同的地理分布特征。因而，乔友林及其团队所做的中国肿瘤分布地图，是按照不同癌症类型分别绘制的。总体上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和不良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都注定了中国将在未来10年，迎来一个癌症持续高发的时期，中国的抗癌之路必将漫长而崎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