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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眼中的中国服饰史:清朝的服饰艺术和手工业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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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我们对西方世界的贵族着装充满好奇一样,西方人也同样对神秘的东方服饰充满了好奇。两百多年前,约瑟夫•布列东完成了《中国服饰与艺术》一书,在书中记录了大量西方人眼中清代服饰艺术和手工业等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今天的我们,了解那个过去的时代。

作者丨[法]约瑟夫·布列东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其服饰制度体系庞大,规制浩繁,超越了中国古代以往各个历史朝代。其中,清代宫廷和官员服饰更是兼具了传统服饰文化中色彩与纹饰等精髓,又融入了满族的骑射文化元素,形成特点鲜明的服饰制度。

同我们对西方世界的贵族着装充满好奇一样,西方人也同样对神秘的东方服饰充满了好奇。

两百多年前,约瑟夫·布列东完成了《中国服饰与艺术》一书,在书中记录了大量西方人眼中清代服饰,当然,也包括手工业等当时中国的其他资料。在《中国服饰与艺术》中,他写到,“官员们有权穿绣金服饰。他们从4月中旬开始穿夏装,从10月中旬开始穿用皮毛装饰的冬装。清朝实行九品官制,以服饰上的顶珠、玉坠牌子和腰带区别官级大小。清朝官吏佩戴的顶珠分别是:一品官员用红宝石;二品官员用磨制好的红珊瑚;三品官员用透明的蓝宝石;四品官员用不透明的青金石;五品官员用透明的白水晶;六品官员用不透明的白色贝壳(砗磲);七品和八品官员用其他装饰;九品官员用镂花金。皇帝有时也会赐予官员特殊装饰,比如在他们的帽子上加花翎。”谈到了当时的官员朝服分为冬、夏两种,而服饰上的顶珠可以区别官级大小。

那么,这本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资料著作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呢?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两名北京青年孔和杨来到巴黎耶稣会修道院学习。1763年,法国耶稣会解散后,急盼回国的两人得到法国国务秘书亨利·伯丁(Henri Bertin)的帮助,并答应回国后帮助伯丁搜集中国的资料。伯丁并没有立即安排两人回国,而是通过政府基金让两人学习了自然哲学、化学、雕塑、绘画等,还让两人游历参观了里昂等地的手工业作坊。游学一年后,两人才被安排躲在一艘中国澳门的船上,借着夜色换装回到了北京。之后两人与北京传教士合作为伯丁提供了大量的资料。18世纪欧洲汉学“三大巨著”之一的《中国杂纂》(又名《中国丛刊》)正是根据这些资料编成。

接着法国便爆发了大革命,伯丁历尽艰辛保住了手中的资料——其中仅关于中国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原创版画就有400幅,而且多数还未来得及在《中国杂纂》上出版。后来,速记员约瑟夫·布列东(Joseph Breton)偶然得到了这批资料。在整理添加说明后,1811年闻名遐迩的《中国服饰与艺术》一书出版了。值得一提的是,原书共分为六卷,新近出版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艺术》则将六卷合而为一。以下内容节选自约瑟夫·布列东所著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艺术》一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身着夏装的清朝官员和地位显赫的女性

清朝官吏中,地方官员的地位可以随意变动。他们来自各个阶层,但行刑者和差役总是来源于劳动者、手工业者和商人,这项光荣的差事只能由尽忠尽职的人担任。

在中国,唯有儒教能够享受世袭的尊贵,这一宗族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直系子孙已经绝后,但他一个侄子的血脉却延续了下来,其后裔被授予“先贤子蔑”的称号。 

当时的中国共有49.3万名官吏,职位划分细致,各司其职。这些官员分为文官和武官,享受免除赋税和徭役的待遇,还可以凭借职位从清朝政府的财产中借出一部分。他们的俸禄不高,但清朝政府会提前6个月支付给他们。依据金尼阁神父所言,清朝官吏俸禄最高的也没有超过1000贯。低薪的后果就是,官员们在为朝廷执行特殊公务时,想方设法地从政府提供的经费中盘剥克扣。

官员们有权穿绣金服饰。他们从4月中旬开始穿夏装,从10月中旬开始穿用皮毛装饰的冬装。清朝实行九品官制,以服饰上的顶珠、玉坠牌子和腰带区别官级大小。清朝官吏佩戴的顶珠分别是:一品官员用红宝石;二品官员用磨制好的红珊瑚;三品官员用透明的蓝宝石;四品官员用不透明的青金石;五品官员用透明的白水晶;六品官员用不透明的白色贝壳(砗磲);七品和八品官员用其他装饰;九品官员用镂花金。皇帝有时也会赐予官员特殊装饰,比如在他们的帽子上加花翎。

官员们官服的前后都有方形的精美刺绣,上面的图案有鹌鹑、锦鸡、孔雀、仙鹤、练雀、熊、雁、老虎等。绣有飞禽类图案的是文官官服,绣有兽类图案的是武官官服,用不同的图案表示官员不同的级别。皇子、王爷和贵族的服饰上也有相同的刺绣,只不过是圆形而非方形。

地方官员要对各自辖区的不法行为负责,虽然被严密监视,但也不能避免他们滥用权力。依据德金先生所言,传教士说官员们连一个火柴商都不敢打,这多少夸大了官员的文雅举止。

官员的随从数量非常庞大。他们觉得人数比装备更能体现威严,所以他们身边常常围绕着大量衣着简陋的随从和护卫。

中国女人的外衣非常长,从脖子到脚后跟,只有脸没有被遮住。她们的手总是被又宽又长的袖子盖住。其裙子大多是红色、蓝色或绿色。

中国女性长相娇美:她们有小巧的鼻子、小而灵活的眼睛、漂亮的嘴巴、玫瑰色的嘴唇和黑黑的头发,耳朵上佩戴着长长的垂饰;她们气色红润,表情愉快自在,性格平和。几乎所有女性都化妆,有人专门售卖白色或玫瑰色的化妆品。她们的手一般都是棕色的,与白皙的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地位显赫的女性最迷人之处就是拥有一双极小的脚——需要从孩童时就用布条把脚紧紧裹起来阻止其发育,长大后也不取下。一些省份的乡村女孩也模仿这一荒谬的习俗。这些小脚除了大脚趾在正常位置外,其他脚趾都被挤压得黏附在脚底,最终再也无法和脚底分开。虽然中国的男性希望自己的妻子深居简出,但这个习俗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中国丈夫的荒谬专横,而是因为这些女性效仿一位主动裹脚的娘娘。满族女性则没有这种自残身体的习俗。

有些女性会佩戴一种黄铜或镀金的银质头饰。头饰造型的翅膀伸展到头饰的前端轻轻晃动,尾羽伸展到头中部,象征中国的凤凰。

中国女性过着类似退休的生活。她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管理家庭事务和讨好丈夫。然而她们也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样被严格限制。正如小德金先生所说:“女人们可以在北京的大街上随意行走。我们遇见过很多走路的女人,富有的或有权势的女性出行时有仆人走在前面,也有一部分女性乘坐敞开的四轮马车出行。她们盘着腿坐在马车里,通常一辆马车可以坐两到三个人。”

女性之间经常互相拜访。在中国,没有哪个社交圈允许女性加入。结婚非常便捷,或者更恰当地说,仅仅是双方家长达成的一种讨价还价般的交易。女孩没有权利选择或者拒绝由谁当自己的丈夫。男方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婚礼时他的妻子会被带到他的面前,在此之前不允许他去见自己的妻子。他会提前得到送亲轿子的钥匙,如果他打开门,发现这名女性不合自己心意,可以选择把她送回去,但这样就会失去之前送给女方父母的所有聘礼,同时必须返还女方所有嫁妆。

皇家供水马车

用来给皇家供水的容器是一套非常大的方形罐子,相互连接在一起,放在马车上,像我们的运水车一样,甚至比我们的运水车还要方便,因为无须把水从一个罐倒进另一个罐。但需要特别小心的是,从溪流中取水时,一定要注意水源是否干净。太监和专事官员紧紧跟着运水的马车,视线一刻也不敢离开。因为这关系着皇帝和皇子们的日常用水,稍有疏忽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皇宫里有专门负责供应食物的人,他们的任务各不相同——有人提供牛奶,有人提供面食,等等。

大臣的轿子

中堂是最高级别的官员,装束与亲王相同,下面这幅插图展现的是其坐轿子出行的情景。

只有达官贵族才有资格乘坐绿色的轿子。他们也有与之类似的私人交通工具,但是前面是封闭的,而且为了减少颠簸,轮子设置得很靠后。马戛尔尼伯爵受命在北京调查轿厢的悬挂方式。他有一架豪华的私人四轮马车,还要把一架富丽堂皇的双轮马车作为礼物献给皇帝。

中国人排斥新鲜事物,非常不喜欢双轮马车。伯爵曾邀请一位官吏乘坐这种马车。这位官吏在车子里不断地晃动,感觉自己随时要摔倒。最大的不便就是前面的轿厢比里面的座位还要高。皇帝不会乘坐这样的交通工具,也不满意这种改造。皇帝的双轮马车仍然使用木质车厢,不能添加任何低等级的材料。

如前文所述,那位失宠的乾隆皇帝时期的和中堂,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官员的沉浮命运,正如其他所有君主专制国家一样。李斯也是这一命运的牺牲品。他从最初的无名小卒,一跃成为秦国的丞相,最终却因为一时失言而遭到惩罚。在君主制早期,君臣之间不像如今这样等级森严,大臣被视为贤达和友人。君王和大臣被看作是同一身体的大脑和手臂。

当英国使团进入中国时,轿子非常多,所有的随行人员甚至列兵都可以坐轿子。然而,他们不喜欢这种新的出行方式,反而走出轿子,让中国轿夫坐在里面,他们在外面。

公主的马车

公主虽是皇帝的女儿,但除非有大量的随从陪同,否则很少外出。公主可以看别人,却不允许别人看公主。当公主乘坐马车或轿子外出时,会有人手持鞭子和长竹竿命令路人排好队,背对公主的队伍,以示尊敬。

有人声称路人也必须背对皇帝,这在欧洲是非常鲁莽无礼的,但使团否定了这一点。

皇帝的长子被称作皇太子或者大阿哥(后者是满族的称呼)。他们通常外出时骑马,并有大量随从陪同。其帽子上的顶珠由3条金龙构成,饰以13颗珍珠,顶上那颗珍珠最大。皇帝的其他儿子被称作皇子。皇子的帽子上也有同样的顶珠,但顶上不是大珍珠,而是一颗红宝石。

值得注意的是,亲王和皇帝的马车只由一匹马来拉。在中国,是不靠马车的马匹数量来区分等级的。驾驭很多马拉动的马车是非常困难的,如同我们的翻斗车一样,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这种马车没有沿用至今。

皇帝的女儿不能继承皇位。她们只和中国人通婚。皇帝将她们许配给自己的重臣,而大臣们将此视为一种荣耀和嘉奖。

皇帝本人不会通过与外国公主通婚来缔结联盟。皇帝登基时,达官贵人会把年轻貌美的女儿献给他,他可能会从中挑选一位妻子,被选中的家庭会因此获得无上荣光。皇帝娶妻数量没有限制,但皇后地位最高。

皇帝的众多女人住在后宫,与外界没有联系,或者说对外界一无所知。有时她们会隔着帘子参加朝廷庆典,这样既可以看到外面,又不会被外人看到。斯当东爵士之子(他如今已继承了这一爵位)是马戛尔尼伯爵随从中的重要人物。这些女人似乎注意到了他,并希望可以更近地观察他,于是安排他坐得更近,以便她们随意观察。

有些皇帝为了满足妻子对都城布局的好奇心,在热河行宫和圆明园里修建了一些含有北京特色街道的小型城镇。

皇帝逝世后,他的遗孀不能再嫁,无论求婚者的等级多高。这些遗孀会被送到皇宫一个特定的地方——慈宁宫。在那里,她们只能通过少量的娱乐活动和节庆排遣苦闷。

身穿官服去上朝的五品官员

下级官员不能单独决定重大事情,必须向上级官员禀报。州县长官向该地区的财政长官布政使和省的最高长官巡抚汇报。这两个省级官员都拥有重要的审判权。总督级别比巡抚高,通常主管两到三个省份,同样拥有审判权。总督这个职位很重要,除非被任命为朝廷大臣,一般不会被免职。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区别官民及官员等级的标志。中国官员通常享有令人羡慕的特权,平民和他们说话时必须跪着。他们出行时由官邸的所有随从陪同。队伍的前端是两个手持杖刑长竹板的护卫。同时队伍还敲着一种声音刺耳的中国鼓——铜盆或锣。另外还有执行刑罚的人,他们带着铁链、鞭子和弯刀。紧接着的随从举着伞、旗帜及其他显示官员身份地位的仪仗。骑着马的护卫在前面带路,官轿紧随其后,仆人和士兵环侍在轿子周围。轿子由四个人抬着,或者由两匹马或两匹骡子拉着。

马在中国是很奢侈的,非常少见。德金先生估计,中国只有242万人拥有骑乘用马。这些马很小,不好看,走路的姿势也不优雅。北京的官员更习惯骑骡子,因为和养马相比,养骡子的花费更少,而且骡子也更耐劳。满洲地区有野骡子,步态和品种都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骡子,满族人还以骡子的肉为食。中国西部则有骆驼和野马。野马成群结队,遇到圈养的马时,会围住它们,迫使它们离开。满洲的马很耐劳,捕猎时非常勇敢。

本文节选自《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艺术》,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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