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的腐朽、权力的堕落、知识精英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普通百姓的市侩习气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这一切的产生根源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传统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乡绅阶级和宗法制度是构成长期稳定的主要基础，历代帝王不过是占领国家神权的流氓朁主。自春秋后，中国农业发展就日趋成熟，可是一直以来可耕土地与人口增长的周期性矛盾始终是难以克服的天限，从而出现了“替天收人”的王权道统。不论是苛政暴戾还是起事暴动，无形中起道缓解人口与土地的紧张矛盾。专为流氓王权服务的官绅集团、太监阉党，这种男臣女妾的奴才文化与游荡于城市权力中心的贩夫走卒、地痞流氓和娼妓优伶所形成男盗女娼的游民本质，构成中国历史腐朽的精神病原体。
一、替天收人的王权道统
中国农耕文明始终无法打破土地与人口的极限矛盾，任何一个王朝都未能摆脱这一天限，与此同时，任何一个王朝均诞生于这种周期性动荡。战争杀戮和天灾疾病使人口减去一大半，最高损耗竟达80%，土地与人口的矛盾才得到缓和。每个和平盛世都意味着人口激增的政治危机，那便是国家实力强大、朝廷好大喜功、上下奢华浪费，稍有差错便是入不敷出，而过惯好日子的王公大臣不会自主收手，徭役赋税反而变得越来越重，地方兵变和民间造反便接连而至。
中国两千多年的流氓政体、宗法礼制和儒家思想，无不顺应人口与土地这一天限矛盾。清季北美农业良种的传入，粮食增产使人口增达四亿，但仍未解决土地的矛盾压力，只有“大乱大治”才使这一矛盾迎刃而解。换言之，历代帝王是一台“替天收人”的暴力机器，一个政权的持续稳定取决于对人口与土地的平衡力度，每当官场腐败和民怨激增，朝廷就采取抄家杀人的极端手段，惩治一批官员。在治安方面普遍奉行“小乱小治”，官府要适时抓一批人，然后用来斩首示众和发配边疆。对于危及统治者核心权力的谋反者则是满门抄斩和株连九族。杀人保平安是中国历代王权的一贯做法，连1989年邓／小／平接见进京镇／压学生的武警战士官兵时，公然说“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
明末清初的李张造反和满清入关，血腥的残酷程度只是一次历史重演现象。清季北方白莲教造反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它显然是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激化引发的社会冲突，两股农民起事造成两亿多人直接死于战争。只要土地能够维持人口负荷，中华子宫就能表现出惊人创造力，小农美德与宗法秩序几乎为这一历史循环体系量身打造。流氓暴政的破坏力在客观上确保了中国历史超稳定的自循体系，它是加速暴力杀戮与中止动荡的双向发条机。
古代中国地方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帝国的徭役和赋税，中央垂直州县机关跟老百姓无多实质关系，各级官员只会发号施令，在水利、赈灾、公祭、科举等公共事务做做样子，他们对生产方面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地方的水利、交通、防务主要靠民间自发力量，朝廷和官府甚至借赈灾、工事的名义进行搜刮民脂民膏。这些都表明中国历代帝王和官僚集团的存在目是“替天收人”，他们的天职是制造恐惧与杀戮，形成“小乱小治”和“大乱大治”的内耗政治体系。
二、男臣女妾的官绅集团
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捍卫真理与正义的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和地主乡绅不过是帝王家的男臣女妾。古代读书人只有两条道路，入世仕途为官，出世归隐山林，前者是通过科举功名才能晋升，而后者则是一种终极信仰的精神归宿，也是大部分科举不第和仕途挫折的文人的共同退路。死记硬背儒家经典和文史经书的目的在于科举应试，到了后儒时代，主要学问偏于考注训诂和道德文章，造成极端的“重文轻理”。科举制选拔人才方式是相对的合理，尽管这种人才标准过于片面狭隘，但它非常符合一个农耕宗法社会。
在“替天收人”的流氓政体下，进入仕途阶层的文人士大夫不过是高级奴才，他们除了歌功颂德就是管制奴民，不受重用者有失宠之苦，仕途不第者则是孤芳自赏，终日向往山林和附庸风雅。中国艺术史最大篇章是失意文人的鬼哭狼嚎，狭隘而扭曲的文人心态几乎深入中国历代文人的精神血液。这些熟读圣贤书的人从不知道公平正义、知识真理和自然科学，他们是“替天收人”御用工具，制造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吃人礼教社会。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专制主义达到中国的极致程度，无论时间跨度还是残暴程度，均为世界之最。流氓的残暴习性并没有历史推进而有所改变，反而越来越系统化、制度化和合法化。从妇女裹脚到男子阉割，均出现愈演愈厉之势，明清两朝汉人女子裹脚是普遍现象，京城阉人一度达十万之众，无数男童死于阉刀之下。面对这样的惨无人道的流氓王权，历代读书人却一味儿“三呼万岁”、“跪膝膜拜”和“自称臣奴”，只顾功名俸禄和光宗耀祖，却不知人道正义为何物。时至今日，中国实行城乡两级户籍，特权阶层垄断国家各种公共资源，以致象征性的“人民代表”都是城里人的垄断。如此肆无忌惮践踏社会公平的流氓政体，却公然以共和制人民政权自居。
通过科举仕途的国家官员，无论出自怎样的家庭，他们普遍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以旧时徽州为例，私塾是由祠堂义店(田)支出，生员费用和家庭负担全由本门族人共同承当。其实，这就是一种高利贷行为，正如当地两句名言道出了宗族对科举热衷目的：“有钱没势不如穷”和“朝里没人莫做官”。徽州商人发迹首要的事情修祠堂、办私塾、攻科举。乡绅阶层是中国社会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他们持有先秦时代士族阶层的道德外衣，对于自身的社会地位有着明确的认知，宗族意识成为他们共同的政治本能，保存性命、繁衍后代和光大宗族成为他们的终极追求。从“无后为大”的宗法理念上升帝王“三宫六院”，甚至不惜阉割他人保持香火纯正。后世学者竟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儒家思想的人本精神，媲美西方强调宽容博爱的普世价值，实则无稽之谈。
乡绅阶层与朝廷关系显得极为复杂，因为乡绅必须兼顾地方利益和本乡族人，拥有的合法权不在官方授予，而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财势能力和道德威望。众所周知，中国乡绅阶层主要由家族成员中有人在外为官的名门望族，或者告老还乡的离退官员，其次是通过几代经营和家族人丁兴旺形成的地方势力，再经过教育造化、道德修为、对宗族做出贡献形成一定影响力的乡村社会精英。但这只是一方面，与此相反的一面是，乡村里打会放贷、设赌抽头，没有少了绅士们的好处，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地痞黑帮的从中作用。明清两代徽州各县城里祠堂林立，宗族宗派竞争异常激烈，无不是巴结官员、笼络乡亲、勾结地痞，一族的兴起意味着另一族的衰弱。正因为如此，乡绅和朝廷官府的关系如同他们与地方黑势力的关系一样，彼此利用是他们共同统治国家的向心力，一旦政权不再受地绅支持，这种王朝便岌岌可危。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乡绅阶层对朝廷和国家的忠诚不过是一种分赃关系。他们不同于古希腊城邦时代的自由民，在公共事务上具备国家共同体意识；更不同于欧洲封建时代的贵族兼具贵族精神和责任义务，欧洲封建时代的军事完全由贵族和骑士(职业军人)共同承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贵族家庭出身的军人阵亡率达到32%，而当时英军平均阵亡率不到10%。相比之下，中国乡绅阶层却始终通过自身财势规避国家赋役，拒斥当兵从戎。乡村团练是由乡绅势力操控地方武装，每当时局动荡时不免倒向飘摇，利益才是最终的戈头朝向。总之，在长达两千年流氓政权传统里，不可能出现一个不吃人血馒头的权贵集团，只是由势力大小决定吃多吃少而已。
三、市井阶层与游民文化
古代中国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政治与军事，经济与文化则集中发展于乡镇集市。由于古代衙门事务主要是负责上级政令和本城治安，乡村政务则基本由乡绅集团与地痞势力一手操控，故“政不下县，民不出乡”，只有商贩走卒穿梭于城乡之间，因此市镇集市成为商品交易的主要区域。这些云集着乡绅地主和大户富商的乡镇集市基本上拥有自给自足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枢纽要道，也是帝国经济的活跃地带，更是手工业和文化艺术的发生地。而城市却是一个吸血型的权力地带，盘踞着帝国的各级官僚和流氓无赖，军人在国家政治上无多话语权，但在地方上则是无冕之王，军官坐享现成，兵痞欺压百姓。城市商业主要满足城中人口的生活需要，包括高档商铺、钱庄药店、青楼娼馆、驿站会所……
城市对于大部分农民、工匠、商贩是临时聚集的谋生地，常驻居民则是脱离民(农)籍的官员、衙差、军人。大部分低级官兵和一般商人不可能拖家带口，何况汉人妇女普遍裹足，远行毫无可能。这导致城市色情业和人口买卖极为发达，除了营妓、市妓和暗娼以外，大城市严重的性别失衡也导致了同性恋色情行业的发达。明清色情小说对同性恋关系的描绘比比皆是，表明同性关系在军营、牢狱、学徒之间相当流行，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游民性质以及性别关系的严重失衡。直到民国，达官贵人们仍保持狎娈童、玩相公、嫖男戏的遗风。可见中国古代市井文化是官吏、衙差、兵卒、商贾、地痞、娼妓、梨园共同构成。
在重农文化、宗法思想和风水观念的作用下，一般中国人是不愿脱离原籍的，即便几代旅外做官经商也跟祖居地宗族保持密切关系。宗法价值观完全进入传统中国人的精神血液，从帝王高官到富商平民无不例外。庞大的游民群体中不乏触犯族规或名声狼藉而遭到驱逐的人，或者是遭受欺凌而被迫逃离家乡的人。就如那些服役军人和服刑犯人，他们是城市滞留人口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群体。不论当兵还是服刑，均为古代男子的人生耻辱，因为他们已经在精神上迈上了故乡的不归路，终生抬不起头来做人，唯有沦为城市游民。有钱有势之人是不会当兵服役的，即便在恢复军户制的明代，有钱人家也普遍是以资代役，唯有穷人家难逃兵役，结果演变成一种乡村里持强凌弱的恶劣现象，加上古代军营和监狱充斥虐待狂的陋习传统，凡是服役者和服刑犯即便能够活下来，也不免精神变态。北大校长蒋梦麟曾在《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中指出：“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可见旧时中国军队的惨无人道。总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滞留异乡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是种巨大的精神惩罚。从遗留下来的诉讼文献，一旦脱离原籍宗族关系，要重新认祖归宗和回复原籍将面临重重困难，只有极个别的人能在成功发迹后在本地“开宗立派”，修建祠堂家谱、宗庙族坟，或者荣归故里、寻根问祖、认族归宗。
游民社会缺乏宗法精神归属感，致使整个城市充斥着吃喝玩乐和游手好闲，没有一点正义人文气象。近代京津是一种最典型的代表，除了军阀兵痞就是流氓混混。这种脱离原籍的城市游民的精神状态一直影响着日后中国城市风气。
四、当代都市的精神病原体
当今中国，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基本得到解决，但“替天收人”的流氓王权传统却没有因此彻底改变，盘踞权力中心的市侩阶层拥有优先特权，如同土匪强占国家神庙变成“奉天承运”的统治者。只不过在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时代，朁主政体演变为合法化的权力资本主义。如北京、上海，就人口规模、公共设施、财富比重而论，无疑是当今世界大都市，但它们却缺乏现代城市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度，很多工作并生活在这里的人不享有城市居民资格，被排斥在城市资源和公共福利之外，子女无法进入当地人学校，购置房屋也要付出更高代价。
中国大城市高校林立，名牌重点大学却是特权阶层的近水楼台，高校招生公开照顾高干子女和本城居民，这种公然践踏现代大学精神的制度暴力，破坏了社会公正秩序以及文化创造力，对全体国民世界观造成巨大戕伤。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生群体，而文化创新经济不及一个中小发达国家，所谓的读书人不过是一群透过考试手段进入国家权力体系和有闲阶层的寄生虫。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却对知识和真理毫无兴趣。他们都拥有较高学历，却缺乏现代文明人的基本价值。他们习惯以依附权势作为营生目的，不在乎手段公平正义。他们对自己能吃上人血馒头毫无愧疚之情，对能够合法盘剥农民感到无比优越。中国的知识精英进入权力中心的特权阶层后始终麻木不仁的维护自身既得利益。
当代中国城市像一台毫无心肝的抽血机器，掏空大部分人的所有一切，包括那点可怜的小农美德、轮回报应的敬畏心。大量农民转向城市谋生，面临的却是生存压力、制度歧视和观念突变，他们在道德上越来越像城里人，成为丧失精神家园的城市贱民。无论城市接不接纳，他们已踏上流民不归路，无法再适应乡村生活和农耕生产。但是，作为社会权力金字塔的最底层，进城务工农民基础处于半奴役状态，他们受到的经济盘剥和制度歧视不会是毫无成本，中国历史上的“大乱大治”均来自长期压迫的结果表现。当传统农村社会不复存在，历史透支已到尽头，国家制度和都市阶层却未能顺应这一历史变化，仍旧依靠权力庇护获得生存先机，习惯把游手好闲、不劳而获、横行霸道、铺张浪费、附庸风雅和风花雪月作为一种优越价值体现，结果造成倾国倾城的行尸走肉。
在月新日异的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下，中国社会急需摆脱传统的痼疾恶瘤，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顺应时代潮流。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它得益于城市的民主创造力、实证的理性精神和清教的节制美德，这些恰是中国文明所欠缺的精神要素，意味着中国人必须洗心革面，避免历史一再重蹈覆辙。特别是城市社会和知识阶层，需要摆脱传统游民的市侩陋习，以积极健康的开放心态来迎接每一个外来者，使城市成为真正充满开放精神和创造活力的文明前沿地带。
